大陆新闻 Archive

烛光

功夫传奇 II

Tankman

http://www.pbs.org/wgbh/pages/frontline/tankman/ http://en.wikipedia.org/wiki/Tank_Man

陈光诚之日

星期二一早,整个中文推特圈(后来也延伸到微博)就开始出现陈光诚离开使馆去朝阳医院的消息,网民为之振奋,随后各大媒体发布消息确认此事;但是下午之后又出现一些新的状况,由曾金燕和滕彪等所传递的消息,说明外交努力之后中国政府的人员并没有罢休,而是在其中添加了大量威胁,让事情变得复杂。 http://storify.com/isaac/-3?awesm=sfy.co_t2K 点击看图

希拉里:今后数日数月乃至数年都会支持陈光诚

法新社北京报道:就在美国国务卿希拉里 克林顿到达北京后不久,中国承诺保证陈光诚的安全,陈光诚将留在中国。希拉里 克林顿表示:要让中国政府的这些保证成为现实,将是关键的下一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 克林顿和陈光诚通了电话,保证要一直关注陈光诚,在今后的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都会站在他一边。 路透社报道称,这似乎是中国异议人士获得的“前所未有的协议”。最近六天来,山东盲人律师陈光诚躲避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但并未向美国提出避难的要求。 美国官员证实:在达成一些共识后,陈光诚同意离开美国大使馆。这些共识看来是:“中国同意陈光诚留在中国将被善待。陈光诚离开医院时,他和家人将被安置到一个安全环境,以便他可以上大学学习。” 该美国官员还透露中国同意,陈光诚在北京朝阳医院就医期间,允许美国官员,包括医生探视陈光诚。陈光诚的妻子和孩子目前也在北京。美国国务院官员还表示,美国将继续关注陈光诚的前途,定期询问他的情况。 陈光诚周三在驻华大使骆家辉陪同下离开美国驻北京使馆前往朝阳医院检查身体。他在那里与家人团聚。前南方周末杂志记者翟明磊在推特说,他在三点十分接到陈光诚的电话说:”明磊兄弟,我是光诚,大使在我边上陪我去朝阳医院,做为我在国内安全自由保证的第一步,我去医院看病。请转告朋友们来朝阳医院会面。 陈光诚在跟这些曾经帮助过他的人通话中说,他的安全已经得到明确保证,希望所有的朋友到能到朝阳医院来看他。 陈光诚事件的这一最新进展在中国网民当中反响热烈,关注者们纷纷向这位盲人维权者获得自由表示祝贺。 几年前曾到陈光诚家乡东师古村探望的北京政法大学教师滕彪在推特上说:“光诚伟静在北京见面了,而且不用担心被绑架。祝贺!这是第一次。”滕彪还表示:“光诚、伟静、光诚的母亲和孩子都在北京被绑架过,而且是北京警方配合山东警方。地点分别在江天勇家楼下、机场和我家楼下。” 不过,这位持不同政见的法律学者在接到美国之音记者的电话时表示,他已经受到警告,不能对陈光诚事件再发表评论。在北京的维权律师李方平也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他不方便对此事讲话。 尽管中国承诺保证陈光诚的安全,但中国外交部之前曾经要求美国为将陈光诚带进美国使馆一事道歉,并处理相关责任人,保证不在发生类似事件。 一般认为,美中在举行战略与经济对话几个小时前,就陈光诚事件达成妥协,出现突破性进展,既使陈光诚获得基本自由,又给对长期迫害陈光诚一家负有责任的中国政府留了面子。 美国国务卿克林顿有关陈光诚的声明: 希拉里.罗德海姆.克林顿 国务卿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2012年5月2日 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在陈光诚离开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并被转移到一个安全地方后发表声明说,令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们能够按照陈光诚本人的意愿以及符合美国价值观的方式,让陈光诚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内停留并离开那里。同样让我高兴的是,我今天有机会和陈光诚通电话,祝贺他与妻子和孩子团聚。 陈光诚和中国政府就其今后的生活达成若干共识,包括在安全的环境下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下一步的关键是如何落实这些承诺。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定将在今后数日、数周、乃至数年,继续关注陈光诚及其家人。 克林顿国务卿声明英文原文: Chen Guangcheng Press Statement Hillary Rodham Clinton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 DC

陈光诚进入美驻华使馆停留6天后自行离开

  新华社北京5月2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2日就陈光诚进入美国驻华使馆事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关于陈光诚进入美国驻华使馆事,中方是否认为美国干涉了中国内政?是否要求美方道歉?   刘为民说,据了解,山东省沂南县人陈光诚于4月下旬进入美国驻华使馆停留6天后自行离开。需要指出的是,美国驻华使馆以非正常的方式将中国公民陈光诚带入使馆,中方对此强烈不满。美方做法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中方决不接受。美驻华使馆有义务遵守有关国际法和中国的法律,不应从事与其职能不相符的活动。   他说,中方要求美方就此道歉,彻底调查此事,处理相关责任人,并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中方注意到美方表示重视中方要求和关切,并保证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再次发生此类事件。美方应当反思自己的政策和做法,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   刘为民说,中方强调,中国是法治国家,任何公民的合法权益都受宪法和法律保护,同时任何公民都有义务遵守宪法和法律。(完)

陈光诚向温总理提出三个要求

温家宝总理会见中外记者- 2012两会

温家宝总理会见中外记者- 2012两会

Thousands pay Ai Weiwei’s tax bill

(CNN) — Thousands of supporters have donated money to outspoken Chinese artist Ai Weiwei in order to pay a 15 million yuan ($2.3 million) tax bill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 controversial artist has

狭隘民族主义与外交政策

本月初《南风窗》发表文章《中国要崛起,必须告别革命外交。记者赵灵敏采访了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启华。赵灵敏目前已被停职反省,这篇文章被指“政治导向错误”。 政治家对群众情绪的操控,虽然可以获得一时之利,但长远看会损害国家利益。 在国人的印象里,清末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丧权辱国、一塌糊涂,简直就是一部“国耻史”、“卖国史”,左右离不开“颟顸”、“误国”、“无能”、“卖国贼”、“汉奸”、“妥协”、“投降”等负面形容词。这种悲情的近代史理解,是近代中国狭隘民族主义的源头,到今天仍然深刻影响着国人看待世界的角度和方式。 近日,一封署名为“项城袁氏家族联谊会”的公开信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信中认为袁世凯从未签署所谓的“二十一条”,而只是签署了《中日关于山东问题条约》和《中日关于南满即东蒙古问题条约》,这两个条约加起来也只有11条,而且没有出卖主权的条款。前几年热播的电视剧《走向共和》,也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晚清民国历史人物形象。 那么,在我们惯常的非黑即白的革命爱国叙事结构之外,那一时期的外交到底有着怎样的历史风貌?记者就此采访了专治近代中国外交史的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启华。 独尊“革命”的近代史 《南风窗》:对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人物,如孙中山和袁世凯,人们已经形成了刻板的思维定势:前者好,是革命先行者;后者坏,是坏蛋卖国贼。但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里,对孙中山后期专制的一面进行了批评,也肯定了袁世凯“治世之能臣”的一面。那从外交史的角度看,您对他们两人有着怎样的评价? 唐启华:我们以往的教科书和外交史确实是批评袁世凯推崇孙中山的。袁世凯在外交方面的恶名,主要来自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以往的史学家认为他为了称帝,投日卖国,不惜接受“二十一条”。但我查阅过英国和日本的外交档案后,发现情形恰恰相反。事实上,袁世凯并未接受“二十一条”,在双方交涉之初,袁就疾言厉色地告诉日使,可让者自可谈判,不可让者如第五条等,则绝不能让。在其后历时4个月的谈判中,外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和驻日公使陆宗舆等,受尽折磨和屈辱,即使是有妥协情形的曹汝霖,也是“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最后,经过4个月的抗争,加上舆论的压力,日本放弃了“二十一条”中最凶残的要求,和中国签订了《中日新约》9条和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我们如果把日本人最初的要求和签订的新约做比较,就会发现其中的天壤之别。在日方的档案中,这是一场失败的交涉,日本外务大臣因此辞职。当然,新约也是一部丧权辱国的条约,但日本要灭亡中国的目的终究没有达到。 相反,孙中山在护法运动失败后,长期寻求军阀对他的支持以失败告终后,转而向日本提出割让满洲,海南岛,组织国民革命军由日本军官带领,出让全国的警察管辖权和税务权,以换得日本派兵出战,后来甚至向日本表示平津和内蒙也不要了。这些权益是袁世凯也不敢让的。 《南风窗》:既然如此,为何我们的教科书、公众甚至历史学家都认为孙好袁坏呢? 唐启华:今天我们对历史包括近代史的理解,是基于片面扭曲的历史诠释之上。因为国共两党都是革命党,对历史的诠释往往出于宣传的需要,不一定是历史事实,甚至将党派利益放在国家利益和是非之上,认为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台湾虽然经过了政党轮替,国民党被塑造为独裁专制的代名词,但受影响的主要是对台湾史的诠释,中国近代史的部分并未受到挑战。 由于国共两党皆以反帝、反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民初历史诠释的基调。两岸学界对当时外交史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广州、武汉到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北京政府被视为革命的对立面,外交上纵使有零星的优异表现,也因政治不正确而长期遭到忽视与扭曲。独尊“革命”,在非常时期或有其必要,但数十年来成为常态,窄化了我们近代史理解的视野,导致中国外交史研究,不注重外交常规之交涉谈判,只注重谴责帝国主义侵略,宣扬“革命外交”之必要性。 《南风窗》:那么,您怎么评价北洋时期的内政和外交? 唐启华:北洋时代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东北易帜结束。国共两党都极力攻击北洋时期,把北洋时期说成一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与洋务运动失败、北洋水师覆灭、北洋军阀卖国等刻板印象相连接。北洋时代是否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我个人觉得需要仔细研究之后才能下定论。 事实上,北洋是一个被丑化的时代和力量。中国要往上走,是可以从北洋时代得到启发的。那时虽然军阀混战,但彼此之间还是有道义上的约束,不会赶尽杀绝;北洋内部派系林立,轮流执政,这对今天的政改是有借鉴意义的;北洋时代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社会氛围自由宽松,没有官方的意识形态,观念上百花齐放,有学术自由,是知识分子和教育的黄金时代。 在外交上,通过对清末旧的外交机构的改造,破旧立新,完成了外交机构的现代化,使得一批专业化、技术化的新式外交官登上了外交舞台。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到国外接受专门教育,是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群体。由于军阀不管外交,外交官威望崇高,外交不受党派利益的牵制,能够从现实的国家利益出发,比起其他部门更能独立决策且具延续性。但由于长期的革命外交灌输,在列强档案中形容为狡猾、优秀、难缠的北洋外交官,在我们的教科书中成了“买办”、“走狗”、“西崽”,交涉成果被一笔勾销。 《南风窗》:但无论如何,这一时期的外交还是丧失了很多国家权益呀?比如巴黎和会,中国是战胜国,但在山东问题的交涉上依然失败了。 唐启华:外交的基础是国家实力。清末民初正值帝国主义外交高潮,弱肉强食被视为天经地义,中国赖列强均势,免于瓜分已属万幸;加以列强在华条约利益一致,中外实力差距太大。在这种情况下的外交,要全面挽救颓势是不可能的,只能寻求局部的突破,力求不丧失新的权利,或将已失权利加以严格限制。哈佛大学教授柯伟林认为,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相当不简单,在内乱不断的情况下,居然将清朝遗留下来的版图,大致维持完整,是不可忽视的成就。 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交涉的失败,是因为当时日美之争,美国以牺牲中国为代价,对日本做的让步。中国最终没有在对德合约上签字,第一次对列强说“不”,而且日本最终也没有获得山东的统治权。除此之外,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还是有很多外交成就的。中国签署了对奥合约、对匈牙利合约、对保加利亚和约,第一次以战胜国姿态出现于国际社会。顾维钧代表中国还签署了国际航空专约,使中国与其他国家具有同样的领空权。加入国联是中国加入形成中的国际社会的开端,中国当时缴纳会费所占的比例是今天中国联合国会费的3倍。入选国联行政院意味着中国具有处理世界问题的资格,王宠惠还成为入选国际法院法官的第一个中国人。 当然,北洋时期的外交有功有过,但我们不能只看到以前的坏,看不到它的好,更不能只强调今天的成就和过去的失误,不能自己让步就是顾全大局,别人让步就是丧权辱国,不能有双重标准。 被“废约”遮蔽的“修约” 《南风窗》:在近代中国人的脑海里,没有比“不平等条约”更能激起强烈的民族情绪。您怎样看待“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一口号? 唐启华:近代中国与世界接触以来,饱尝屈辱与挫折,“不平等条约”可称得上最明显的伤痕。1920年代以来“反帝废约”、“废除不平等条约”等爱国宣传,开始深入人心,自此是谁“废除不平等条约”终结百年国耻,与政权的合法性密切相关。 国民政府受惠于五卅之后反帝反军阀激情,于大革命之后取得政权,强调其始终致力于废约,并在抗战期间,签订《中美新约》、《中英新约》等,废除“不平等条约”,但贬抑轴心国交还特权给汪精卫政权之重要性。中共则贬抑国民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成果,指出尚有许多未收回的权利,强调是中共最先提出废约主张,并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奋斗;1949年建国之后,彻底扫除帝国主义势力及影响,解除了套在中华民族身上“不平等条约”的锁链。最后,香港,澳门回归,才算真正终结百年国耻。 事实上,“不平等条约”负载了百年民族悲情,政治意涵浓厚,其概念的提出和使用,就意味着对条约的合法性及效力的怀疑与挑战,进而主张“废除”之,但太过强调“不平等条约”在道德上的瑕疵,及“废约”在道德上的优越性,会有自相矛盾之处。清政府也曾在外国享有条约特权,如在朝鲜有专管租界3处,另外在甑南浦等公共租界中也有中国租界,并享有领事裁判权。《马关条约》之前,中国和日本互享领事裁判权等。 应该说,“废约”的主要作用是对内的,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丰富精彩的“修约”历程与成果,被“废约”观念所遮蔽,致使几代外交官的努力被遗忘,中国外交的诸多特色和发展历程被忽视扭曲,无法总结成果,平心理解过去。 《南风窗》:那么,“修约”和“废约”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唐启华:摆脱条约束缚是举国一致的目标,“修约”和“废约”都是达成目标的手段。“修约”循法律途径,依据法理要求改订平等条约;若对手国坚持不肯修订旧约,则可诉诸革命及民意,走政治路线“废约”,摆脱旧约束缚,目的仍在重订平等新约。“修约”和“废约”两者应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视环境、时事及本身环境,做不同的选择或交互运用。“条约必须信守”是历史悠久的西方法律传统,条约可以修改,但修改条约不应否定“条约必须信守”的原则。 但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国共两党力主“反帝废约”,强调废除与修改为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将“修约”定义为与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卖国行为,认为只有“废约”才能解除束缚,摆脱半殖民地位。自此,“修约”与“废约”成了泾渭分明不能调和的两条路线,是否主张无条件“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爱国主义和反革命、好与坏的分水岭。“修约”在国人心目中已根深蒂固成为负面名词。 《南风窗》:在“修约”方面,北洋政府做了哪些努力?成效如何? 唐启华:当时北京政府虽然衰微,但仍是被各国承认的中央政府,在国际上代表中国。1919年以后,其“修约”朝有约国、战败国及无约国三个方向发展:对有约国,在巴黎和会上要求舍弃势力范围等7项特权,虽大会未予受理,但已系中国首次明确表达对条约束缚的不满;对战败国,要求废除旧约重订平等新约,得到允准。1921年5月签订的《中德协约》是第一个明文规范无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各款的平等新约,也得到了独一无二的战争赔款;对无约国,1919年春北京政府颁令,与无约国谈判时坚持平等互惠不再给予特权,即使谈判不成,也不愿迁就。12月,北京政府与玻利维亚订约建交,开创完全平等互惠条约之先例。 1926年初,北京政府决定改采“到期修约”方针,陆续与条约期满国家个别谈判改约。4月,北京外交部通知比利时要求《中比条约》期满修约,由于比国不愿接受中方条件,北京政府乃毅然于11月6日宣布废止《中比条约》,是为中国外交史破天荒之壮举。不久,比利时宣布归还天津租界,其后双方达成新约。1927年11月,北京政府再宣布废止《中西条约》,由“到期修约”发展到“到期修改、期满作废”。 1928年,中丹、中葡、中意等条约到期,北京外交部分别交涉修约,但未有成果。北洋政府在倾覆之前,与波兰、希腊签订平等条约,是为北洋修约的最后成绩。